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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殿下，那些商人答应愿意出十万两银子，助您修建码头。”和商人们谈妥了的杨溥向朱瞻埈禀报着，脸上还带着喜色。

    十万两白银在明初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毕竟这可是真正白花花的银子，不是宝钞那擦屁股都嫌硬的玩意。

    不过在朱瞻埈看来，十万两着实就有点少了。

    这可不是他被那些无脑的电视剧教坏了，觉得动辄几万两银子只是个小数目。

    要知道这可是明初，银子的购买力还是很夸张的，十万两白银快相当于某些比较穷一点的省份一年的赋税了。

    虽说永乐时期大明国库财政收入能有个两三千万两，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江淮等地贡献的，这里才是明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

    甚至可以说，明朝中后期财政困难，跟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，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南方的控制，导致江南地区的税收不上来也是有一定关系的。

    嘉靖时期，江南地区抗税，可是连海瑞都收不上来的。

    当然，明朝中后期的税收也确实繁重，对于老百姓的压迫盘剥可以说是相当夸张，单纯的指责江南地区抗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

    不过这也确实可以从侧面反应江南地区的富庶。

    后世曾经流传过江南两淮等地的商人，家资十万贯不称富，五十万贯才敢称中富，百万贯称巨富的说法。

    虽说有点夸张，但对于明清时期的商人来说，十万两确实不能算是什么大数目。

    即便现在还是明初，这些商人也是很有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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